“八月剝棗，十月獲稻。”

這句出自《詩經》中的詩文是中國關于棗最古老的著述。農歷八月是棗子成熟的季節，詩中描述了古人吃時令棗的飲食文化。那時的人們同大自然最為親近，蔬果中也蘸滿了詩意的芬芳。

一顆小棗，跨越8000年歷史長河

棗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。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文化遺址曾發掘一枚8000年前的碳化棗核，成為照亮中原農耕文明的一縷曙光。

碳化棗核現存于新鄭市博物館

新鄭，是一個注定與棗歷史、棗文化有淵源羈絆的地方。相傳，人文始祖軒轅黃帝在新鄭創造了“棗”字。

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中記載“桃棗蔭于街者，莫有援也”，描述了春秋時期鄭國都城街道兩旁棗樹成行的情景，棗樹種植已經頗具規模。鄭國的都城就在今天的新鄭一帶。

及至漢代，大棗已經成為備受人們喜愛的食用佳品，新鄭民間發現的西漢銅鏡上就刻有“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”的詩句。

明朝嘉靖年間，內閣首輔高拱從故鄉新鄭返朝，把老家人制作的“棗山”帶回面圣，嘉靖皇帝品嘗后，頓覺甜味似蜜，稱贊“新鄭紅棗可謂天下第一棗”。

棗還被歷代文人墨客寫入詩辭歌賦中，歌詠棗的詩文比比皆是。

“庭前八月梨棗熟，一日上樹能千回。”這是杜甫在回憶自己的孩提時代，“上樹千回”這樣的形容雖然夸張，但情感卻很真摯，那滿樹鮮紅大棗的誘惑，任誰都無法抗拒。

李白也曾在詩里這樣寫道：“親見安期公，食棗大如瓜”。“安期公”是傳說中的瑯琊郡隱士，在海邊以賣藥為生，后來得道成仙，被稱為“千歲翁”，他以棗為食，從側面印證了那時人們已經認識到棗的藥用價值和滋補功效。

食藥同源，久服藥者應多食紅棗

在周代以前，棗被視為珍果、圣果，只有王孫貴族才得以享用。到了春秋戰國時期，其栽培已遍及豫、陜、晉、冀、魯等地，流入尋常百姓家。

紅棗因其可食率高，用途廣泛，食藥同源，一直有“鐵桿莊稼”、“木本糧食”之稱，和米、面同等重要，在饑荒年代屢屢發揮救世濟民的功效。

以山西的呂梁地區柳林縣為例，該縣1924年2月至8月，整整半年沒有下雨，農作物收獲時顆粒全無，但大旱之年紅棗卻獲得了豐收，農民用紅棗度過了災年。

災年饑荒里，它是濟世的救命糧；婚嫁喜慶時，它是祝福的吉祥物。

春節的時候，全家人圍坐守歲，桌上的吃食里總少不了紅棗，寓意“春來早”；結婚的時候，擺上紅棗、花生、桂圓、蓮子，象征的是“早生貴子”。也正因為有了這個“早生貴子”的好意頭，和紅棗有關的場景也成了歷代嬰戲圖、百子圖的常見題材，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《宋人撲棗圖》便是其中的典型畫作，小小的果實，承載了中國人最厚重的生命觀。

而在中國傳統時令二十四節氣當中，雨水、霜降、小寒等多個節氣都有關于吃棗的習俗或養生建議。

“日食三顆棗，百歲不顯老”“五谷加紅棗，勝似靈芝草”……這些民間諺語充分說明了紅棗在我國養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其實這是有科學依據的，從現代營養學的角度來說，紅棗富含鉀、鈣、鐵、錳、銅和硒等礦物質以及胡蘿卜素、B族維生素、維生素E等營養素，有“天然維生素丸”的美譽。

紅棗是第一批進入衛健委發布的《即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名單》的食藥同源類食物。紅棗藥用始載于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用典籍《神農本草經》，書中將大棗列為“上品”，稱其有“安中養脾肋十二經，平胃氣，通九竅，補少氣”等功效。漢代“醫圣”張仲景在其所著《傷寒論》中，列有113個藥方，其中有65個藥方用上了紅棗。明朝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說：“棗為脾之果，脾病宜食之。謂治病和藥，棗為脾經血分藥。”因此，經常服藥者：請食用紅棗！用藥期間要多吃紅棗，好想您更好！

紅色底蘊，紅棗的紅是中國紅

近代以來，紅棗文化又賦予了革命斗爭、英勇頑強、不怕犧牲等內容，變成了革命者的底色。

魯迅在散文《秋夜》里開篇寫道：“在我的后園，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”

魯迅故居的棗樹

秋夜即是黑暗勢力的象征，而棗樹則展現出了傲然獨立、不畏風寒的精神風貌，象征那些奮勇拼搏的進步人士。棗樹雖被無情抽打卻不肯屈服，僅剩的枝干沒有彎曲，反而直挺挺地指向天空，“一意要制他的死命”。一株又一株，指出“棗樹”會源源不斷地站出來，同時也鼓舞廣大的有志青年站出來。讀完全篇，可以明顯感受到魯迅對棗樹精神的贊美之情。

1928年初，在井岡山根據地，有“一個紅棗也不能動”的故事。說的是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城，毛澤東等軍中領導人從不能違反紀律的角度提出了這一商業政策，這條商業政策后來與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一齊寫在了紅軍的歷史上。

紅色是中華民族的代表色，紅棗的紅就是中國紅。有紅棗文化研究學者認為，紅棗的特點延伸出的自強不息、寧折不彎、吃苦耐勞、包容兼容等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構成成分，紅棗文化也是涵養中華民族精神的養料之一。